辛亥革命先驱秋瑾烈士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1907年7月15日）被浙江绍兴知府贵福杀害，年仅31岁。她短短的31个春秋，在湖南就度过了10年，且是人生最重要的10年。她与湖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

    1 1893年冬侍父来湘，冶游长沙，寄寓常德，学书弄剑，方显出“秋小姐”本色

    清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冬，秋瑾随父秋寿南来到湖南，侍居长沙。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此前，秋寿南任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 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并非和邵友濂一同来湖南的。光绪二十年九月，邵友濂调任湖南巡府，最早十月才到任视事，十一月即被清庭调往日本议和。（田伏龙主编：《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1840—1990），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闺阁小姐”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

    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清末，各省厘金局人员的委任，皆用到省后经过一定年限（起码一年）之候补人员充任各局卡之委员，一般由候补知府或候补直隶州知州充任，常德厘金局在当时不是湖南重要的厘金局，委派秋寿南任总办是官吏的正常任用，并非秋家无钱厚贿吏部，或因秋寿南性狷介、不善营谋而改签的。在常德呆的时间不长，旋奉调湘乡厘金局。在离开常德坐船到湘潭途中，秋瑾有《去常德舟中感赋》一首：“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

    2 走进湘乡，与王廷钧错接连理。养儿育女，过着平静而优裕的少奶奶生活，而内心却异常苦闷，哀怨难耐

    秋寿南在光绪二十年夏秋之际，上任湘乡县厘金局，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离曾国藩的出生地白玉堂只有三华里，是曾家人出入的必经之地，两家有一点姻亲关系，来往比较密切。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王廷钧，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婚后，王廷钧一方面帮助父亲经营义源当谱，一方面延师课读，夫妻切磋学艺，也还琴瑟和谐。秋瑾一般住在湘潭，也经常到神冲婆家。第二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因为是个男孩，王家上下都很高兴，专门雇请了一名叫吴妈的女仆服侍秋瑾母子。这一时期，秋瑾过着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奶奶生活。秋瑾来湘后，先后住过长沙、常德、湘潭，都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地方。当时，一些维新派人士救亡爱国，提倡新科学，宣传民权等对秋瑾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使她亲身感受到“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的气息，而身处这样闲适、闭塞的生活环境却使秋瑾感到窒息和苦闷，“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闲深闺奈何”。同时，秋瑾与王廷钧的婚姻本来就没有任何基础，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初婚的男欢女爱已经结束，双方的性格、兴趣、学识的差别日益凸现，以致于秋瑾对婚姻愈来愈感到不满，“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秋瑾：《咏谢道韫》），“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秋瑾：弹词《精卫石》第四回）。郭延礼在所著《秋瑾年谱》中说：王子芳“为典型的没落阶级的纨绔子弟。瑾秉性端庄凝重，性格又热情豪放，与王氏纨绔气格格不入，因此夫妇不相得”。不知根据何在？未免信口雌黄。如此评判他的“研究者”代不乏人，大都为尊者讳，想当然而矣。倒是秋瑾的弟弟秋宗章的说法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在其所著《六六私乘》中说：“婿字子芳，行四（三），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姊转伉爽若须眉，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又在《关于秋瑾与六月霜》中说王廷钧“美丰姿，状貌如妇人女子，第质美弗学，远不如我姊。”王、秋的儿女亲家张翊六撰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曰：子芳“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秋瑾在北京结识的日本友人服部繁子在《回忆秋瑾》一文中说她第一次到秋瑾家时，“秋瑾的丈夫也跟了出来，白脸子，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看来，按现在流行的说法，王廷钧是一个女性化的奶油小生，缺乏男人的阳刚之气，与秋瑾理想中的“白马王子”相差太大。秋瑾少习书剑，性好游侠，工诗文，娴词令，而王廷钧只是一个蜗居山村、目光短浅的白面书生。因而这桩婚姻是不般配的，是错位的婚姻。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只能维持于一时，一旦有条件，就会破裂乃至解体，分道扬镳，势所必然。不能简单地把婚姻的破裂归结为某一方，无端地指责、丑化甚至鞭挞王廷钧，这是不公正的。

    3 随夫二上京城，拓视野，广见闻，悲国事日非，以身许国。抛夫别子，毅然留学东洋。致书湖南“诸姊妹”，赴日求学寻自立

    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据此，可以断定王廷钧第一次上京应在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以前。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阅秋瑾留存所有书信，称“夫婿”惟此一句，应是王、秋关系较好时所言。第一此到京，心情较好，才有如此之称。1903年第二次到京后，夫妻关系已经紧张，不可能再有如此昵称了。）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夫君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次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个孩子王灿芝出生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十六日，秋寿南在桂阳知州任上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 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不久，王廷钧第二次上京，上京时间可能在夏历五月以前。而秋瑾是五月以后才走的，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家归里不久，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秋宗章《关于秋瑾与六月霜》云：“癸卯五月，遂全眷南归。而姊婿子芳入赀为郎，亦先期接眷北上，南辕北辙，劳燕分飞。”这里“先期接眷北上”似应为“先期北上”，才有“南辕北辙，劳燕分飞”之说。秋宗章《六六私乘》云：“犹忆成行之先日，予偕侄辈往王宅谒姊辞行，。姊虽不作儿女之态，顾骨肉分离，相逢无日，亦不禁黯然。临歧，丁宁频数。予侪惟含泪应之。归途道经湘潭厘局，追惟先人宦辙，以及儿时游钓之所，益为怅触。今兹事隔三十年，回首前尘，犹恍然在目也。”“自予家归里后，姊婿子芳入赀为小京官，携眷北上。”似可判断，在秋家全眷离开湖南时，秋瑾还在湘潭。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日本人服部繁子。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甚至封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九（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p332）在赴日本的海轮上，秋瑾赋诗《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云：“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1904年7月3日抵日本东京，入神田区骏河谷中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夏历十月，与湘人陈范之女陈撷芬共组“实行共爱会”，推陈为会长，瑾为招待。年冬，瑾致书湖南第一女学堂，对其遭顽固派破坏而深表关切，并鼓励“诸姊妹”“切勿因此一挫自颓其志，而永沉埋男子压制之下”。又初步提出妇女解放的途径：“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我诸姊妹如有此志，非游学日本不可”，并表示“如愿来妹处，俱可照拂一切”。在她的感召下，湖南有黄萱佑、许馥、张汉英、唐群英、吴珊、王昌国、黄国厚等20多个女子赴日留学。在日期间，相继认识了湘籍革命人士黄兴、宋教仁、刘揆一、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王时泽等。凡湖南留学生同乡会开会，秋瑾必定参加。光绪三十一年元旦日，湘乡留日同乡第一次摄影留念，瑾着日本和服参加。（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插页之照片）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异常愤慨。12月8日，湖南新化人陈天华愤而投东京大森海湾自杀，留《绝命书》万余言，勉励同学“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秋瑾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决计立即回国。

    4 恶语咒夫君殃及儿女，家事难断自损形象。叹王廷钧无奈“鳏居”，近而立之年就驾鹤西去，魂断情殇

    由于王廷钧、秋瑾婚姻的错位，酿成了一场婚姻悲剧。又因为秋瑾是名人，悲剧色彩就更加浓厚。王、秋都是悲剧的受害者，相对来说，王廷钧受到的伤害更严重一些，他不仅受到秋瑾咬牙切齿地咒骂，而且身后还受到一些人想当然的指责。从1904年冬到1905年底，秋瑾给其兄秋誉章写过10来封信，信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秋瑾的思想和人生价值取向，反映了她对社会、对人生、对他人、对家庭的态度，更由于秋誉章是秋瑾在这个世界上惟一可以信赖的“大人”，因而无任何矫情、虚伪。要想去认识一个真实的秋瑾，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去分析这些信件。遗憾的是，还没有见到有人专门分析这些信件的，倒有一些人借秋瑾信中的一些偏激之词去诋毁他人，王廷钧就是受害最深的。秋瑾在信中骂王廷钧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似乎用世界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语言也不能解心头之恨。“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闻此人，令人怒发冲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吾能决其终身不能改变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丑纨绔之恶习丑态。”还恨恨地说：“惟切齿者，吾之仇，报复无计，实平生隐痛也。”把一个王廷钧骂成十恶不赦的恶棍，与其有不共戴天之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与这样一个“恶棍”同床共枕这么多年，还为他生儿育女？其实，秋瑾的哥哥秋誉章也是不以为然的，否则秋瑾在信中不会信誓旦旦地讲“待妹之情义，若有虚言，皇天不佑。”信中除了泛用恶毒的漫骂语言外，所举事例，即“曾不见从前待我之情形乎？后妹出居泰顺栈，则又使其仆妇甘辞诱回，其种种举动更厉于前，无一毫改悔之心。”指的是秋瑾在神冲王氏婆家乡居时，或与其公婆、或与其丈夫发生争执，赌气跑到湘潭十八总泰顺栈居住之事。泰顺栈是王、秋结婚之地，也是侨寓湘潭之所。就是这样一件事，徐自华《炉边琐忆》，“忆”成了王廷钧因逛窑子，吃花酒，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不少“研究者”引用，作为王“嫖赌”的证据，可笑复可叹矣！为什么秋瑾如此憎恨王廷钧，她在信中说：“呜呼！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于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这大概是秋瑾深恨王廷钧的根本原因。秋瑾与王廷钧夫妻关系紧张，秋瑾的好友吴芝瑛、陶荻子都是劝她的，希望夫妻和好。果如秋瑾所骂，具有开明思想的吴芝瑛等人必定会仗义执言，劝秋瑾早日挣脱这不幸婚姻的藩离。

    秋瑾恨王廷钧，也不爱自己所生的一对儿女。秋瑾毅然东渡时，王灿芝还不到4岁，后被“寄托在友人谢涤泉家，由邓姓女仆携归家中，几乎冻死饿毙于中途。”（王灿芝：《读<六月霜>后之感想》，其子早留在湘乡乡下，也不过七八岁，都是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可秋瑾说“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己巳年八月十四日与秋誉章信）秋瑾是一位诗人，柔肠侠义，写过很多诗词，却没有一句留给儿女的，也没有写信问过儿女的情况，能为后人理解乎？但讲不近儿女情的秋瑾，却对侄儿侄女关怀备至。、，希望他们“若能循良勉学为秋氏争荣光，方不虚生于人世。”（《致秋壬林书》）其子王沅德1955年5月16日在长沙去世，生前是湖南文史馆秘书，在世人都赞秋瑾时，作为儿子的王沅德没有一句回忆母亲的文字，恐怕也有难言之隐。走笔至此，笔者窃以为秋瑾既是一位惊世骇俗、特立独行的奇女子，又是一个人格异化的怪女人，把追求女人自立与博取“身后万世名”等同起来，与近儿女之情绝对对立起来，是一种走极端的表现。

    毋庸讳言，王廷钧乃凡夫俗子，既无文韬武略之才，又无风流倜傥之貌，秋瑾与之结合，感到跌入了婚姻的峡谷，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王廷钧何罪之有？有女千家求，王家向秋家申婚姻之好也是门当户对，无可厚非，秋家如不允准也自然可以。王廷钧面对一个比自己强的妻子，是很依顺的（秋瑾的日本友人服部繁子说秋瑾是家庭中的“女神”），在不同意秋瑾留学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在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秋瑾去日本后，王廷钧一直“鳏居”（没有任何史料证明秋瑾说的“早已娶新妇”），不到三十岁就去世了，带走了多少离愁别恨！

    5 为革命筹款，女着男装，孑身赴湘，刀逼王家要钱，谁说女子不如男

    1907年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2月，又接办徐锡麟创办的绍兴大通学校校务。经费相当困难，《中国女报》出了2期即告停刊。又要为光复军筹饷，购置武器。秋瑾于是到湘乡神冲，向王廷钧的父母要钱。早在乙巳年八月十四日（1905年9月12日）在给秋誉章的信中就提到“曾有一函与子芳”，“云经济困难，商借千金”，如不同意借的话，则“谈判离婚”，但王廷钧不予理睬，秋瑾怀恨在心。王廷钧的父亲是在丁未（1907）三月二十六日去世的，因此，秋瑾到湘乡的时间当在农历三月以前。到后“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得二千金。赴浙创办《中国女报》于上海，发起女子体育会于绍兴。”（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秋宗章《六六私乘》云 ：“……姊则孑身至王宅。时子芳宦京未返，君舅健在。初以为怪，继念弱女子穷途来归，亦属事理之常，转慰劳备至，冀圆破镜。谈次，悉姊近状，即畀数千金，俾偿宿逋。姊受之，将伺机脱逃，而王氏监视甚严，行止未有自主。数日后，左邻某兰若演剧，姊欣然命驾，要娣姒以观。剧半，佯入静室更衣，乘间出走，与诸同志合，立启碇扬帆而去。及王氏觉察，追已弗及矣。此事微嫌机智，当非姊所愿为，以革命故，则亦罔恤。矧楚得楚弓，财非不义，虽行权，庸何伤乎？”秋瑾的友人王时泽讲，秋瑾去湘乡，往返经过长沙，都住在他家。秋宗章讲“与诸同志合”，当误。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笔者注）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第一辑）谭日峰1935年出版的《湘乡史地常识》一书，把秋瑾作为湘乡“先烈”立传，最后部分写道：“女士从日本归国后，向黼臣索银二千两，办大通学校，曾一度回神冲故里。和家人决别，声言脱离骨肉关系。当时乡里亲友，莫不骇怪，认为疯癫，而加以唾骂。实则女士服侍翁姑，对待丈夫儿女，感情极好。自立志革命以后，恐株连家族，故有脱离关系之举，藉以掩人耳目。这样一位智仁勇兼备的女子，历史上找得出几个呢？”秋瑾想向王家要钱是有备而来，是带了“家伙”（刀、枪之类）的，要不到钱她是不会离开的，王蕴琏回忆秋瑾以刀子要杀人而逼王家拿钱当可信。而谭日峰为英雄讳，说什么秋瑾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怕连累王家，徒为喷饭之资，不堪一驳也。秋瑾于秋、王两家，孰轻孰重，泾渭分明，而为什么秋瑾不怕连累秋家，反以绍兴“和畅堂”作为革命联络点呢？秋瑾跟王家要钱，王不给的话，是不违反现今法律的，是否违反了大清律令，恐怕更不会吧！王黼臣夫妇之所以拿钱给秋瑾，并不在乎拿刀子杀人之类的威胁，意在维系王廷钧的婚姻关系而矣。

    6 惨遭杀害，冤魂归何处？移榇葬昭山。民国成立，英雄受彰显，返葬西泠桥畔。湘省建秋祠，留烈士永驻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九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移秋榇来湘，是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家派去的人到山阴后，又遇上秋誉章在天津病亡，秋家连遭变故，家运艰危，门衰祚薄，凄惶可知。这几个人只好在越中盘桓月余，到九月中旬才扶柩起程，葬湘潭昭山。王时泽讲“烈士遗骨由王廷钧以其子沅德名义，迁葬于湘潭之昭山”，又有人说，由沅德扶母柩归湘与父合葬，似都不确。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一日，葬湘潭三都四甲叶子塘，他早已与秋瑾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了。至于沅德去未去，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未提，肯定是没有去，如果去了的话，秋宗章势必记忆犹新，在所写文章中不会不提的。为什么不把秋瑾与王廷钧合葬，恐怕婆母屈氏是有所担心和考虑的。不过，王家能派人去山阴移榇，也说明王家还是认秋瑾为媳妇的，他们是在尽一种传统道义上的责任，王家是善良的、宽容的。

    1912年民国成立，作为革命先驱的秋瑾理应得到彰显。杭州“秋社”成员请示国民政府将秋瑾灵榇还葬西湖，被批准后，派“秋社”的陈去病专门赴湘洽商，并迎秋榇还浙。这时期，湘省同盟会会员要求迁葬岳麓山，都督谭延 也同意此举。王沅德以烈士子女均在湘潭为由，拒绝迁葬。在浙江方面的坚持下，于是年6月前后，始得启穴返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湖南都督谭延 专门派人护灵。烈士遗骨复葬西湖后，湖南妇女会及同盟会呈准都督府拨长沙黄泥 （今蔡锷中路）陈 住宅改建秋女祠，由王时泽主持其事。房主陈 ，即陈翼栋（前清浙江藩司陈玉山之子），秋瑾被害时，适任浙江候补道，“奉增抚札，搜其余党，遂及于难湘同盟支部干事周震麟、盛时、唐支厦等推原祸始，实陈一人为阶之厉，特呈请都督即将陈所置之黄泥 房屋及陈玉山专祠，一律查抄充公，陈之专祠改为秋女侠祠。”（《民主报》1912年7月22日）经费则全部由王家负担。（王时泽：《回忆秋瑾》）1912年7月19日（农历六月初六），湘省政学警工商各界于烈士祠召开追悼大会，有数千人参加，临时会长王时泽主持，王沅德致答谢词。（《民主报》1912年7月22日）民国2年，王家为秋瑾举行亡灵超度，并在王廷钧墓旁筑衣冠冢，“佳城方位，针定巽山乾向”，“填场墓地，均遵旧制，竖立祁阳白色墓碑，上刻显妣王母秋老太君之墓，下浣刊有孝男王沅德奉祀等字样，坟址地名叶子塘”，“与笔者蜗居，相距咫尺”。（邹觉明：《秋瑾烈士与湘潭》 载台北《湖南文献》第五卷第四期 1977年10月）。邹觉民与王沅德交情深厚，曾在民国二十八年后任过墓址所在地昭阳乡乡长，此说当为可信。1939年，王沅德应邹觉民代王韵伯所求，将昭阳乡境内大冲王氏别墅无条件赠与王韵伯所办的私立新群中学作为校舍，只提出在别墅内建秋瑾堂一间，以追念母仪。大冲王氏别墅占地数百亩，房屋两百余间，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同上）现为大冲学校校址。

    7 “王氏族谱”重见天日，有助于解决秋瑾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近年，有研究曾国藩的学者在曾的出生地白玉堂后山偶而在一王姓农户家里发现《上湘城南王氏四修族谱》，1916年太原堂活字本。湖南有三湘之称，上湘即湘乡，中湘即湘潭，下湘即湘阴。“上湘”姓王的很多，只在《城南王氏族谱》中发现了王黼臣及其季子王廷钧、媳秋瑾的资料。这部“族谱”的发现，对深入研究秋瑾，解决秋瑾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或是是非难断的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史料依据。如关于秋瑾的生年，目前的说法有1875、1876、1877、1878、1879等5种之多，1879年之说，曾一度得到学术界认同，并在1979年举行了秋瑾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后来，秋家的后人出来更正，说是1875年，并说是根据秋氏家谱，言之凿凿，又加上他们是秋氏后人，说话的权威似乎又大一些，因而有些学者又出来支持此说。究竟生于哪一年？“王氏族谱”有明确记载：清光绪三年十月十一日，即1877年11月15日，秋瑾比王廷钧大两岁，王廷钧生于光绪五年十月初六。王、秋两家订婚时，男女双方要交换庚帖，庚帖上写有订婚者的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等内容。订婚是非常重视双方生辰八字的，要请术家推算，双方八字不能相可 ，否则是不能联姻的。“王氏族谱”显然是根据庚帖写的。至于秋氏家人说秋氏家谱中有秋瑾的生卒年、月、日，那是想当然。殊不知，家谱、族谱，是封建宗族制度的产物，是具有男性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成员参予撰修的图籍。自有家谱以来，女子是不能入谱的。即使到了民国中、后期，也只有些思想开明的撰修者把“不字”（即不嫁人）的女子且家族承认有承嗣权的才与男丁同例提行入谱，至于“已字”妇女入谱，绝无例外。还有几种说法，都是亲友回忆，或臆断推测，不足征信。又如，“王氏族谱”中刊载了王黼臣、王廷钧父子的生卒年、月、日，还有墓图、诰封等，有助于辨析秋瑾的某些活动的时间和一些史事的真伪。在“王氏族谱” 中，有一篇张翊六撰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张翊六是王、秋的儿女亲家，是王沅德的岳父，在京又与王共事多年，他所撰写的“合传”也是研究秋瑾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