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加上共产党内犯了“左”倾冒险错误，1928年初至1932年底的数年间，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严重摧残，省委领导机关和各级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和工农运动骨干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郭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杨福涛，中共早期党员姜梦周，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堂妹毛泽建等，都在这期间英勇牺牲。由湖南转移湖北坚持斗争的夏明翰视死如归，临刑前挥笔写下一首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宣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贞不渝、誓死不移。面对艰难险恶的环境，留在白区的湖南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积极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机关，转变斗争形式，领导人民进行不折不挠的斗争，尤其是与敌人的疯狂“清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12月的长沙“灰日暴动”失败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等负责人相继被捕牺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第一次大破坏。1928年5月，中共中央派贺昌等到湖南恢复党的组织，在湘潭组建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贺昌、杨福涛先后担任省委书记，杨福涛未到职，宁迪卿曾代理省委书记。6月上旬，省委领导机关迁至江西安源。重建后的湖南省委逐步把主要工作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组织、培养战斗力、等待时机上。土地革命战争的头三年里，湖南省委组织领导或配合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长沙、安源、茶陵、湘南、湘西、湘东、湘中、益阳、南华安、湘西北、湘西南、湘东南、湘赣边、湘鄂赣边、湘北等10余个市委或特委，并在长沙、宁乡、浏阳、平江、湘潭、岳阳等地恢复和建立45个县、市、区委，使湖南一度成为全国地区和县级组织发展较多的省区之一。

　　为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明确指出中国社会性质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会议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批评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左”倾盲动错误，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克服错误倾向、实现工作重点由千方百计组织武装暴动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的转变、复兴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出席中共六大的湖南代表团正式代表有毛简青、何资深、刘义、成仲青、陈海清、丁继盛、胡德荣、罗章龙等8人。李维汉、任弼时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湘籍党员当选第六届中央委员的有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李立三、杨福涛（已牺牲）、李涤生（已叛变），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有邓中夏、罗章龙。

　　中共六大后，湖南省委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将党的六大决议及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最新指示向全省各地党组织进行传达，对推进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帮助处于游击运动困难时期的井冈山、湘鄂赣、湘鄂西党组织，克服悲观消极思想，振奋革命精神，发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经过两年多艰苦斗争，到1930年春夏，全省各地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有了恢复和发展，湖南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

　　1928年8月至1931年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屡遭破坏，辗转省内外，坚持斗争。1928年9月，由安源迁至长沙的省委机关第二次遭受大破坏后迁往上海，于10月在上海成立了由宁迪卿任书记的湖南委员会，履行省委职能；1929年3月，省委机关迁至汉口，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充实调整了领导成员；10月初，迁回湘阴，健全了组织机构；1930年5月底，省委在湘阴机关第三次遭到破坏；6月初，在益阳重建机关。7月下旬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省委将机关迁至长沙县杨桥照霞村；8月下旬第二次攻打长沙未果后，省委机关先后转移至铜官、靖港、益阳、常德等地，直至1931年2月再次遭到大破坏。省委领导机关虽然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仍然尽一切努力支援井冈山、湘鄂赣、湘鄂西、湘赣等湖南边境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特别是在1931年边区省一级党组织未建立之前，根据地内的党组织如湘赣边特委、湘东特委、湘东南特委、湘鄂赣边特委、湘北特委、湘西北特委、南华安特委、湘鄂边特委，都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中共湖南省委对边界各革命根据地，除了组织上的领导和政策上的指导外，更多的是信息上的沟通联络与人力、物力上的支援帮助。不仅在省委机构中恢复了交通处的设置，还在通往各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上设立了许多地下联络站和交通机关，开辟了数条通往各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此外，省委经常派出负责干部作为巡视员，前往各根据地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对根据地各项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必要时还派遣干部到各根据地任职，充实和加强根据地的领导力量。注意交流各根据地和各处红军创造的好经验，促进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为逐步改善农村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中的成分，省委十分重视选送优秀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不断向根据地输送工农骨干，扩充军队兵源。1928年夏，省委从安源选送200多名工人到井冈山，为红四军增加骨干力量。此后，省委又要求湘鄂赣边特委、南华安特委和湘西特委要随时输送优秀工农骨干和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和红军中工作，并举办短期干部训练班，为根据地培养骨干。为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省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千方百计筹集经费和各项必需的生活军用物资，如经常设法从白区购买食盐、火柴、药品和其他急需物资，秘密运往根据地，解决根据地的困难。

　　在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后，中共湖南地方组织仍注意把发动工人运动、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作为白区党组织的中心任务，而且重点放在长沙、安源、常德、益阳等重要城市和产业区域。1929年8月，湖南省委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统一全省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在斗争的方针和策略上，省委改变以往主要发动和组织政治斗争的做法，提出“必须很艰苦地打入各种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利用工人各种日常生活的迫切的痛苦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去组织群众，树立党的基础”，甚至可以利用工厂委员会（即黄色工会）去影响和发动工人。到1930年4月，全省产业区域的工会组织得到部分恢复，安源煤矿、长沙纱厂、锡矿山、常德戴生昌轮船公司等处均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区委，开展了一些罢工斗争。

　　1931年2月，因省委书记宁迪卿被捕叛变、设在常德的省委机关遭破坏、代理省委书记蒋长卿等被捕牺牲，湖南白区革命斗争失去领导核心。中共中央于9月派人到湖南恢复党的组织，在长沙县铜官建立由徐少保任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领导长沙及湘中地区党的工作。1932年1月，湖南省工委改为中共长沙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主要领导长沙市郊、株萍路和粤汉路两条铁路沿线的城市、水口山矿区以及湘中地区的工作。1932年12月，长沙中心市委被彻底破坏。直至1937年年底，湖南省委组织一直没有恢复，白区斗争在较长时间失去统一领导。但湘南、湘中等地余存下来或新建立的党组织，如湘南特委、长湘区委、湘江特委等，继续坚持领导革命斗争。特别是1933年春在长沙成立的以刘道衡等为首的中央军委特科长沙工作组发展到20多人，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情报、统战工作，并于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积极领导长沙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为以后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民主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出处：《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49-53